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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森观影之《悲情城市》

    侯孝贤是当今台湾影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影片一贯与台湾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着力为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

 

《悲情城市》被看做是他最为成功的一部绝作和最为成熟的一部台湾史。

 

《悲情城市》以顾名思义的字面意义解释,重在表达一种氛围和情绪。在这座城市里,各色各样的人在演绎着属于自己的那一角色,这一切像极我们所必然依附的人文环境社会、历史和时代,人物牢牢地嵌在越来越压抑的空间里做戏,艰难而又坚韧,说不出来的可悲和可敬。

 

《悲情城市》一共出现了6种语言:台语、粤语、国语、日语、上海话、客家话。这些五花八门的语言,各种腔调混杂着、交织着、冲突、辉映着,勾勒出那个年代小岛特有的一种人文风貌。看上去荒诞不经,可一闪眼,便显出了悲剧性和严肃性。

 

《悲情城市》的创作灵感最早是来自一首名为《港都夜雨》的歌曲里的萨克斯风节奏,“当时心中很有感触,想把台湾歌艳情、浪漫,带点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来。”

 

1945年,台湾。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自此结束了“日据时期”。在台湾基隆有一户姓林的人家,林家在日据时期经营着一间名为“小上海”的酒楼,现在又重新开了张。

 

林家有兄弟4人,老父亲林阿禄年事已高,由老大林文雄当家,他因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儿,于是又娶了一个太太,终于生了一个儿子,为此合家欢乐;老二文森本来开诊所,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征到菲律宾当医生,至今生死未卜;老三文良曾被征到上海给日本人当翻译,战败后以汉奸罪遭通缉,回到台湾后精神受了些刺激,一直住在医院;老四文清幼时跌伤致聋,现在在小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与进步人士兼挚友吴宽荣同住,并和他刚来不久的妹妹宽美成为了好朋友。

 

病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了旧相识“上海佬”,走上黑道,卷人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文雄得知后出面制止,文良于是同黑道分道扬镳。不料上海佬因为文良的退出而恼羞成怒,勾结政府,于是官匪一家,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陷害林家兄弟二人。结果文良被捕,在狱中饱受折磨,出狱后变成了白痴般的废人。

 

一次,文雄在赌场里同黑道人相遇,双方发生了争执,文雄的手下阿嘉为了保护他而被砍,文雄在替兄弟报仇时被黑道人物开枪打死。至此,能撑起这个家的只剩下又聋又哑的老四文清一人。

 

台湾当局宣布查缉私烟,引发了“二·二八”事件,吴宽容为营救被捕志士日夜忙碌。不久,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施“缓兵之计”,逮捕大量进步人士;蒋介石调动军队实行戒严,滥杀无辜。宽美护送哥哥回到四脚亭老家避难,文清也身陷囹圄,在监狱中,他经历了同狱友的生离死别,对人生有了深一层的体会。

文清被释放出狱后,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宽荣在山里成立了抗政府组织,并将妹妹宽美托付给了文清。两个人举行了婚礼,不久,宽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阿谦,两个人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去。

 

当阿谦稍大一点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告密,山里的基地被剿,宽容等人被打死。他的同志给文清来了信,并嘱咐他们尽快逃走。危急时刻,宽美决定与文清共生死,他们终于没走。3天后,文清也被捕了。家里只剩下宽美和咿呀学语的阿谦,悲剧还在继续······

 

从侯孝贤一连串的作品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他在努力记录台湾某个阶段、某个状况下的生活层面,这种记述的企图到了《悲情城市》则更加明确。1945年到1949年的台湾历史对台湾的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侯孝贤这次溯源时间长河,直追台湾40年来政治神话结构之症结。《悲情城市》意在述说台湾自日本政治/文化统治下,如何全面转为中国国民党的天下,而这个结构又和台湾历史上一直频换统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满清)的复杂传承隐隐呼应。

 

换句括说,“二·二八事件”只是本片的背景,真正的议题应该是台湾“身份认同”这个问题。一个频换统治者的地区,本来就会在政治、社会、文化,甚至民族层面上,产生若十认同的危机及矛盾

 

《悲情城市》自始至终即盯紧统治者转换替的过程,以苍凉的笔调和多重叙述的观点,追索国民党的全面得胜——新的政治挂钩势力兴起,旧的村落势力消退,知识分子对祖国(中国)的憧憬和浪漫理想,也逐渐褪色的理念和绝望、压抑的梦魇。在结构上,侯孝贤对这种殖民转化的过程采取了多重叙事策略,剧情、对白、音乐、视觉、象征上,处处阐释国民党之替代日本的过程,开且暗含反讽及宿命腔调。打电影一开始,“光明”“祖国”、“再生”,便借着台湾光复、妇人生产、停电复电做多重象征交错,构织成一片新生命的乐观、理想、欢庆的气息。皇的投降广播,光明来时生下的孩子,拥抱祖国的店名“小上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家后来受到上海人最大的迫害),新找到的工作,对未来的憧憬(宽美在山上的旁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凡此种种,都赋予了台湾的再生(重回祖国)一片美丽光明的庆贺和期待。而这种光明、浪漫的节庆气氛,不久就被纷至沓来的死亡和伤痛逐一破坏,乃至片尾堕入悲情的昏暗空间,小上海酒家内的空镜头,昏黑幽暗的室内光,浓艳五彩的镶嵌玻璃。一种压抑、狭窄、不开展的感觉,对比了电影开首的光亮、由与浪漫。

 

一个家庭在统治者替换的过程中,牺牲了两个兄弟的生命(文雄被上海人枪杀,文森生死未卜)、一个兄弟的良知(文良被国民党打成白痴)。剩下来的老弱妇孺,将忍气吞声地苟活下去。在如此的结构体制下,《悲情城市》甚少显出片面主观的单向思想。复杂的意义经常回荡在大陆/台湾/日本的意象中。举例来说,虽然家中二哥文森被日本人征战死干南洋,虽然国籍及政治的变化使日本与台湾成为对立,但是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影片仍是超国籍及政治的。

 

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影片的态度一直是宽容的,因为即使在欢庆台湾人脱离日本人的统治的同时,侯孝贤仍未牺牲日本,在这里,对人复杂面的了解取代了对单面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