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是根据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它以崭新的艺术形式,描绘了中国三四十年代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明快、紧凑、张弛有度的节奏,画面、色彩、光线及其所构成的生动而浓烈的视觉形象,这一切电影艺术的表现令业界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红高粱》在国际影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的新的开始。
在《红高粱》里,张艺谋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老文明积淀而成的一个隐秘的故事,他以红色为影片的基调,通过人物的塑造歌颂了自由的生命的真谛一一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因而唤起了人们对那个疯狂而无序的年代里的英雄所具有的那种漫溢的激情、漫溢的野性和漫溢的自由的追求。
本片以第一人称叙事。故事发生在抗战初期的山东高密县的一个农村,“我”奶奶九儿是山东高密县某村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对未来一直充满着美好的幻想,可为了换一头能干活的骡子,她却被贪财的曾外祖父嫁给了十八里坡50多岁的有麻风病的烧酒作坊主李大头。
李大头的丑陋和猥琐我奶奶早有耳闻,可父命难违,她只好揣着一把剪刀上了花轿。当送亲队伍行至青杀口时,从密密的高粱地杀出一个劫道人,要抢轿夫的工钱和我奶奶。生来胆大的轿头余占鳌瞅准机会扑向劫道人,轿夫们一拥而上,几下就要了他的命。我奶奶在心里暗暗对勇猛的轿夫余占鳌有了好感。
见了李大头,奶奶的厌恶感更为加深,而李大头也是个窝窝囊囊的家伙,我奶奶手拿剪刀守了两夜,他硬是没敢近身。第3天,按规矩我奶奶应该回门子了,曾外祖父牵着毛驴来接她,可他们行至青杀口,一只有力的胳膊把我奶奶抱下毛驴,向高粱深处走去。稀里糊涂的曾外祖父竟没有发觉。进了高粱地,那人把我奶奶放在地上,撕下了蒙面黑布,我奶奶发现这人竟是余占鳌,两人相对,激情迸发。从此,他就成了“我”爷爷。
几天后我奶奶回家,发现李大头死了,从此 我奶奶撑起了这个烧酒作坊。
不久,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忠实的家人罗汉大爷和伙计们东拼西凑了3000块大洋,将我奶奶赎回来。我爷爷跑到秃三炮的狗肉铺,把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秃三炮用脑装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饶了他一命,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梁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竟酿成了喷香的好酒,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后来我爷爷和我奶奶终于结为了夫妻,生下了我爹豆官。
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来了,他们用刺刀逼着乡亲们踩倒高粱,给他们修路,还掳去了乡亲们的骡马牲口。罗汉大爷气不过,乘着夜色到了日本鬼子的营区里,用铁锹铲伤了无数的马腿,结果被鬼子捉住了。
为迫使乡亲们服从其统治,日本鬼子惨人道地逼着狗肉铺的伙计把罗汉大爷剥皮示众。这种极其野蛮的行为激起了村民们强烈的仇恨和反抗情绪。夜晚,我奶奶搬出当年罗汉大爷酿的十八里红让伙计们喝,大家放开嗓子唱着“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斗志昂扬地去打日本鬼子。
我奶奶做好了饭菜,在黄昏的时候挑看担于去犒劳我爷爷他们。路上,她被日本人的机枪打死了。愤怒的我爷爷和众伙计傢疯了一样抱看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敌人的一辆军车被炸飞,可其他伙计们也死了。
我爹豆官找到了我爷爷,看见他痴痴地站在我奶奶的尸体旁。夕阳如血,高粱如血,我爹唱起了古老的童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殿······”
电影《红高粱》继承和发扬了原著小说的立意,具有丰富的浪漫精神和浓郁的传奇色彩。它以影片中人物的后代的口吻,讲述一个他“爷爷”、“奶奶”当年的人生故事,灌注进创作主体充分释放的生命自由意志,恣肆昂扬,坦荡狂放。“爷爷”、“奶奶”们和红高粱一起构成了大自然与人类生命力的象征意象,生得畅快,死得壮丽,谱写了一曲生命的颂歌。
影片《红高粱》的特色在于广征博收,八方荟萃。它把当时国内的两种主要创作路子——一种讲究画面造型,强调主观意念,一种注意故事情节,塑造人物性格——融而为一,在故事情节和富有特色的人物性格中渗有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和有意味的画面形式,成为一种别具一格,富有“杂交”优势的电影形态。影片还从一个新的视点去写中国农民,不是向后寻根,而是向前看,藉一种未来的人格,写民族的人格理想。
《红高粱》奔放、热烈、阳刚、壮美,艺术风格具有整体的象征性。影片开头富有象征意蕴的“颠轿”,也许正是象征了当时的人们颠簸的人生,或是隐喻着命运对于人们的戏弄。影片中“野合”一场戏通过仪式性的场面和高粱地气氛的渲染,表现出了一种纯朴的人的本性,作为电影语言,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在影片中,高粱成为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参与了表演。它们不断闪过造成的强烈动势,在各色光斑中显现的灵性和神秘感,既象征着男女主人公洋溢着的生命活力,又像是他们心灵的律动,揭示出其细微和复杂的心绪,产生了超画面的丰富联想。
影片《红高粱》还以空间环境的优选和动作处理的仪式化,增强影片的浪漫色彩和史诗感,表达生命的崇高、神圣和神秘的感觉。影片选择的空间环境主要有两块:一是高粱地,一是烧酒作坊。高粱地里经常闹鬼,透出神秘的意昧;作坊里风雨剥蚀的院墙,天门一般的门洞,大得出奇的酒缸和酒碗,引发一种远古的感觉。在这种神秘和远古的环境中,影片把一系列生生死死的场面拍得像一种仪式,如颠轿时的又舞又唱,敬酒神时的喝酒摔碗,出征时的燃酒为誓,以及“我”奶奶死后,“我”爹豆官大声诵念祭词等。这种仪式化,再加上尿入缸中成好酒,“9”的数字反复出现,结尾时的日全食,既表现了民族、民俗的特征,又加浓了影片的传奇和神秘色彩,增强了全片的新颖感。
《红高粱》上映之后,在评论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褒贬不一,但它对中国影坛的冲击力却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红高梁》的问世把近年来我国电影艺术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新时期电影语言的创作开始了一页新篇章。